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隔夜信息在提高波动率预测准确性、解释金融市场异象方面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关于隔夜信息对期权市场影响的研究，特别是对期权定价效果作用的研究仍数量有限。为了同时刻画由日对数收益率进行分解后得到的日内和隔夜收益率过程，本文提出了二元Heston-Nandi GARCH模型，并推导出了具有显式解的期权定价公式。基于对上证50ETF期权的实证研究，本文对比了二元Heston-Nandi GARCH模型和传统一元模型的定价效果。样本内和样本外的实证结果均表明，在日收益率中区分日内和隔夜收益率，能够有效降低模型的定价误差。

本文聚焦一个上、下游均包括多个生产型企业的供应链，探究了上游企业专有关系投资决策对其违约风险的影响。通过对上游企业生产决策和下游客户需求决策进行建模推演，对上游企业专有关系投资和收益流变化进行结构化分析，提出了基于收益流的违约风险测度方法。在不同市场环境和竞争环境下，围绕专有关系投资决策及双方议价力变化对上游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展开数值模拟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不同价格水平下，上游企业的专有关系投资总能改善其收益和降低违约风险；随着上游企业产出品替代弹性增加，其议价力下降，专有关系投资对企业收益改善作用随之减弱，但仍能显著降低企业违约风险；若产出品替代率较低，竞争企业数量上升会增强企业议价力，专有关系投资因而能显著提升企业收益、降低违约风险；若产出品替代率较高，竞争企业数量增加会削弱企业议价力，专有关系投资对企业收益的改善作用逐渐消失，但仍有助于降低违约风险。此外，上游企业间的竞争水平还能引起客户议价力的变化，进而影响上游企业盈利水平和违约风险。

在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及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科学评估碳总量控制政策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十分必要，但目前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证据均十分有限。本文以新发展理念为导引构建了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2010—2019年全国及各省份的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碳总量控制政策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2010—2019年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2）碳总量控制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且该促进作用将不断增强；（3）碳总量控制政策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传导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结论为中国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实施碳总量控制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针对社会网络环境下大群体决策共识达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非合作、策略操纵和退出行为，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行为管理的大群体共识决策方法。首先，引入社会网络分析中的有向Louvain方法，实现基于有向社会网络的重叠子群划分。在此基础上，借助社交关系和偏好相似度，提出子群成员和子群权重分配方法。其次，面向共识达成过程，结合基于uninorm算子的非合作行为识别与管理机制，针对策略操纵行为设计了基于行为类别和社会网络分析的识别与管理机制，并针对决策者的主动退出行为提出了基于社交关系的管理机制，最终构建完整的基于行为管理的大群体共识决策方法。最后，利用算例分析、仿真实验和对比分析，验证了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已有的灰色预测模型只能间接地预测三参数区间灰数序列，为进一步提高灰色模型对三参数区间灰数的预测精度，在传统灰色模型的基础上考虑时滞效应对系统特征的影响，把系统特征的自回归时滞项引进传统灰色模型，构建了自回归时滞灰色多变量模型。然后进一步把模型变量看作列向量，把参数设置为矩阵的形式，提出了矩阵型自回归时滞灰色多变量模型。该模型保持了三参数区间灰数的完整性，接连了灰数各界点之间的内在关系，能直接对三参数区间灰数序列进行建模和预测。对第二产业总值和第三产业总值的三参数区间灰数序列进行拟合和预测，结果表明，新模型具有比竞争模型更高的精度，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为了进一步解决决策者间权力不对称程度具有不确定性的现实冲突，基于冲突分析图模型理论提出两个决策者的模糊权力不对称冲突分析方法。首先，划分冲突中决策者之间的权力结构；其次，构建模糊权力不对称下的冲突分析图模型，包括领导者、跟随者的模糊改良偏好，跟随者的模糊权力改良偏好等；进一步，定义领导者、跟随者在模糊权力不对称下稳定性的逻辑表达和矩阵表达等；最后，利用冲突分析图模型理论框架下的模糊权力不对称稳定性，求解“双碳目标”下供应链碳减排冲突的均衡解。案例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方法能有效化解不同权力结构下的冲突。

考虑到已建船舶交通管理系统（vessel traffic service，VTS）监管能力不足的现状，以VTS雷达站扩建为研究内容，研究了VTS雷达站多目标选址问题。考虑实际建站过程中周围障碍物产生遮挡以及雷达无线电波在介质中传播存在衰减特征，提出了雷达衰减测算方法和障碍物遮挡判断方法；以建站总成本最小和水域总面积覆盖率最大为目标，构建了考虑扩建的VTS雷达站多目标两阶段选址模型，并设计自适应混沌粒子群算法求解。然后，以我国南方某省份VTS雷达站选址项目为算例进行模型验证、敏感性分析及算法有效性分析，并就方案选择展开讨论。研究结果表明，所建模型及算法能够有效得到近似最优解，为VTS雷达站扩建选址提供解决思路。

针对我国一些城市出现的网约车平台实施开放平台策略的现象，考虑一个在位网约车平台和一个新进网约车平台，分别构建两个平台在竞争模式和合作模式下的利润模型，研究了两种模式对平台最优利润的影响，进而分析了在位平台实施开放平台策略的条件，并对两种模式下的社会福利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当在位平台为实施开放平台策略付出的一次性投资成本和新进平台为接入开放平台付出的一次性投资成本都较低时，或只下载了在位平台APP的乘客潜在市场规模较大时，在位平台在合作模式下的利润较高，应实施开放平台策略；反之，在位平台在竞争模式下的利润较高，应不实施开放平台策略。2）平台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实施的决策结果与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决策结果不总是保持一致，政府应对平台予以适当的干预。

突发事件的出现会对供应链的运作和企业的经营产生严重影响。本文研究了突发事件风险下的供应链重构策略，构建了突发事件下存在供应和需求两方中断的供应链决策模型。模型考虑一个制造商需向一个主供应商采购一种核心零部件以满足线下市场需求；突发事件发生后，为应对主供应商的供应中断和线下市场的销售停滞问题，制造商可以重构自身的供应链——启动后备采购（即向一个未受突发事件影响的后备供应商紧急采购零部件）并开拓线上销售业务，其中后备供应商的单位生产成本比主供应商更高，且制造商需在突发事件风险实现前向后备供应商预留产能才能保证后备采购的可获得性。研究结果表明，在突发事件风险下，存在一个阈值使线上市场潜能低于该阈值时，制造商不会重构自身的供应链，否则，制造商会进行供应链重构——向后备供应商预留后备采购的产能并开辟产品的线上销售渠道，其中该阈值是一个关于突发事件风险、后备生产成本、单位产能预订价格的函数。而且，制造商实施供应链重构的区间随突发事件风险的增加而放大，随后备采购成本、产能预留价格的增加而缩小。从事前来看，制造商向后备供应商预订产能时，超订总是会发生。当制造商实施供应链重构时，若突发事件发生的风险较小，则产能预订成本高于后备采购的期望成本，即后备供应商通过制造商的产能超订获得了额外收益；否则，产能预订成本低于后备采购的期望成本，即制造商不会因为产能超订而蒙受损失。

为提高我国应急物资保障供应能力并减少物资过期浪费，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期权代储协议的政企联合储备新模型。该模型以政府救灾满意值及代储企业利润最大化为决策目标，以政府的单位代储补贴及代储企业的柔性储备量为决策变量。研究发现：（1）只有当政府购买代储企业柔性储备物资的概率足够大，或者其处于适中的范围内且单位代储补贴大于一定的阈值时，代储企业才会柔性储备物资且此时的柔性储备量与单位代储补贴正向相关；（2）当代储企业柔性储备物资时，随着最低期权代储量的增加，最优柔性储备量、单位代储补贴及政府最大期望救灾满意值均会减少，代储企业的最大期望利润先增加后减少；（3）最优的单位代储补贴及物资柔性储备量均和期权代储物资与临时采购物资的单位救灾满意值差正向相关。最后，通过数值算例进一步验证分析了相关因素对政企双方最优决策的影响并给出了相应的管理启示。

牛鞭效应是指供应链上需求变异并逐级放大的现象，缓解牛鞭效应是供应链管理的核心任务之一。本文构建了由一个零售商、一个批发商、一个分销商和一个制造商组成的四级供应链，把人工智能中的深度强化学习技术引入到供应链管理之中，设计了人机协同的智慧决策机器人（核心算法），用于改善供应链中分销商决策。智慧实验结果表明：供应链上各个节点的方差比、平均成本以及服务水平等指标全面改进，牛鞭效应得到极大缓解。本文为研究供应链管理中的牛鞭效应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与途径，赋予了供应链管理智慧决策的价值。

日益增长的城市道路交通需求带来的交通拥堵和大气污染问题，已经成为近些年受到广泛关注、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北京市通州区居民公交出行相关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在公交线路“异质性”假设的基础上，将轴辐式网络设计引入到城市公交线路优化问题中，验证居民出行距离与模拟电子云分布和双阶威布尔分布相吻合。提出宏观层面的公交总费用概念，构建轴辐式多级公交线路配置模型。测算不同级别公交线路的需求量和供给量，以及居民的优势出行距离，检验居民公交出行需求与公交系统提供的运力间的错配问题。研究发现：通州区轴线和辅线的居民出行需求量大于相应等级线路的公交供给量，存在供不应求的错配问题；支线居民公交出行需求量小于该等级的公交供给量，存在供过于求的错配问题。文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交通运输部门为推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对降污减排和缓解交通拥堵等问题进行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通过实施差异化激励绿色出行策略，可以合理引导通勤者转向指定出行方式，并有效缓解城市道路拥堵现象。针对允许独自驾驶、多人合乘与公交出行共存的多模式单起讫点交通系统，本文将激励对象范围与数额差异纳入考虑，以瓶颈模型为基础，对鼓励绿色出行的差异化激励策略进行分析研究。此外，对存在两个服务商提供有偿合乘出行服务以及不同激励预算设置情形下的策略实施效果也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差异化激励绿色出行策略可通过不同的差异系数与激励数额设置实现管控目标；当最小化带有减排约束的出行成本时，可供设置的激励数额与差异系数取值范围缩小，且随固定预算值的变小而缩短；此外，结合动态拥挤收费策略，可实现无预算投入下消除道路拥挤排队，并调整出行需求时空分布。

本文针对两条分别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专有制造商组成的竞争性供应链，研究供应链最优专利许可策略选择及其影响问题。作为专利持有者，供应商可选择以制造商产品销售价格的百分比（基于产品的策略）或以组件批发价格的百分比（基于组件的策略）向制造商进行专利许可。两竞争制造商生产销售可替代产品，但其生产成本有异质性。制造商在获得授权后可使用专利降低生产成本。研究表明，供应链参与者对许可策略的偏好取决于竞争强度、相对成本差异和单位许可费的综合影响。供应商均采用基于产品的策略可能成为其自身的占优策略，但该策略不能受到全体成员的青睐。然而，基于产品的策略并不总会损害被许可方的利益，特定情形下，低效制造商所在供应链的供应商基于组件进行技术授权，同时高效制造商所在供应链的供应商基于产品进行技术授权，该策略组合会使全体供应商和制造商实现共赢。

本文研究企业面临债务并承担有限责任时的产品价格与产量联合决策问题，其中，企业目标是最优化偿债后的期望效益。研究发现，债务会扭曲有限责任企业的价格和产量决策。当单位生产成本较低时，高债务会导致有限责任企业提高价格、减少产量；而当单位生产成本较高时，高债务会导致企业提高价格、增加产量。

不确定市场环境下，平台供应链中供应商的产品或服务质量信息不对称往往导致道德风险问题，而激励契约可减少此风险。本文引入供应商延续价值作为状态变量以衡量供应商的整体绩效，设计平台对供应商的收益分配机制以激励供应商付出最优的产品质量投入；考虑供应商之间的竞争程度，利用连续时间的委托代理理论和随机过程构建最优动态激励契约模型。通过将动态激励契约问题转化为随机最优控制问题，得到了满足平台效用值函数的哈密顿-雅可比-贝尔曼方程（HJB），进一步证明了其凹解的存在唯一性。最后，通过数值求解验证了不同市场波动率下供应商竞争程度对平台供应链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平台通过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可以减少其支付给供应商的风险溢价，进而提高平台的利润。

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和线上购物的蓬勃发展，各大制造商开启直播带货这一新颖的营销手段。制造商通常会与直播带货商签订两种销售合同：转卖合同、佣金合同。基于此，本文运用博弈论方法研究制造商在直播带货渠道下的最优产品定价以及最优直播带货合同选择问题。结果显示，当佣金费率适中时，制造商和直播带货商会偏好同一 种合同选择。竞争效应较低时或溢出效应为负时，双方更偏好佣金合同；竞争效应较高或溢出效应为正时，双方更偏好转卖合同。此外，溢出效应的增强或佣金费率的提高会增加双方达成一致合同偏好的区域。本文还拓展考虑了混合直播带货合同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定条件下双方仍旧愿意选择佣金合同。有趣的是，混合合同总会导致一方变好的同时使另一方变得更差。数值模拟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的结果。这项研究有助于制造商以及直播带货商决定如何采用特定的销售合同以获取更多利润，并为相关从业者提供了战略性的指导建议。

在边际利润波动及制造商价格竞争的前提下，研究广告的延时程度对供应链上各成员最优决策的影响。分别在制造商无价格竞争和制造商价格竞争的背景下，构建广告具有延迟效应的品牌商誉微分方程，以及边际利润波动的利润方程，应用微分博弈，找到最优批发价、最优零售价、最优广告投入、最优广告分担率、品牌商誉和利润，通过算例仿真验证延迟时间对各决策参数最优路径的影响，并将制造商竞争条件下得出的结果与无竞争条件下得出的结果进行比较。研究表明：最优零售价、最优批发价、品牌商誉及利润与全国性广告的延时程度正相关，与地方性广告的延时程度也正相关。制造商的最优广告投入仅与全国性广告的延时程度正相关，零售商的最优广告投入仅与地方性广告的延时程度正相关。最优分担率是一个与广告延时程度无关的常数。最优批发价、制造商的广告投入及零售商的广告投入均在制造商价格竞争时更低。制造商价格竞争时的零售价略低于无竞争时的零售价，但相差不大。制造商价格竞争会损害各制造商的利润，但有利于零售商获取更高的利润。

双边网络的异质性是网络型平台运作管理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本文研究了考虑双边网络效应并具有垄断地位的双边在线平台的追加投资和定价策略，探明了影响平台追加投资、会员费定价和广告费定价的因素。结果表明：当追加投资系数大于一定阈值时，平台应以最高水平进行追加投资，否则应减少追加投资；当边际追加投资成本在某个区间时，平台应以最高水平进行追加投资，否则应减少追加投资；消费者和广告商的负网络效应增加时，平台应减少追加投资并降低会员费；广告商对消费者的正网络效应增加时，平台应增加追加投资、降低会员费和广告费；当消费者之间的网络内部效应强度增加时，平台应增加追加投资、会员费和广告费。

考虑由单一生鲜供应商和单一生鲜电商组成的生鲜电商供应链，针对批发价格契约下生鲜供应商单独承担企业社会责任（CSR）和供应链成员联合承担CSR，以及收益共享契约下生鲜供应商单独承担CSR和供应链成员联合承担CSR四种策略，构建Stackelberg博弈，分析企业的CSR行为对供应链成员的影响，通过比较进一步探讨供应链成员的CSR分担策略选择问题。研究表明：企业的CSR行为总能提高产品新鲜度，平抑物价，刺激需求，提高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生鲜供应商承担CSR会降低自身利润，但增加生鲜电商的利润；而生鲜电商通过合理承担CSR，既能提高自身利润，又能增加生鲜供应商的利润；供应链成员联合承担CSR要比生鲜供应商单独承担CSR对需求的刺激作用更明显；供应链成员联合承担CSR且实行收益共享契约，在一定条件下既能提高生鲜供应商的保鲜努力水平，又能实现供应链成员利润的帕累托改善，但此时生鲜供应商不应盲目追求高收益分成。

针对品牌竞争和渠道竞争引发的利益冲突问题，考虑了零售平台是否引入自有品牌以及制造商的三种渠道策略，并基于消费者的品牌偏好与渠道偏好，构建了两阶段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进而分析双方在竞合博弈中策略交互行为。结果表明：零售平台的自有品牌策略依赖于产品采购成本和制造商的渠道策略；面对自有品牌竞争，制造商仅选择零售平台销售产品，但较高的佣金率可能会损害零售平台的利润；平台中无自有品牌且直销渠道建设成本较低时，制造商有动机实施双渠道策略，但差异化的渠道零售价格不一定对制造商有利；尽管制造商的策略选择先动优势导致了囚徒困境问题，但消费者较高的自有品牌偏好改善了双方的利润。

现有电子废弃物回收物流模式未考虑主体间协作，存在成本高、回收率低等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充分考虑顾客时间需求，提出多个企业间的协作回收物流模式。首先，设计依托第三方信息平台的协作回收机制；其次，构建带时间窗的多方协作回收车辆路径问题模型并求解；然后，采用Shapley值法对联盟总成本进行分摊，综合考虑回收价格和顾客时间需求，同时考虑企业回收效率，建立回收率量化模型，求解并对比协作与非协作、有时间窗与无时间窗的成本及回收率；最后，基于实际调研数据设计对比算例，进一步分析成本节约量和回收率的影响因素。通过数值实验，得出以下结论：相较单独回收和传统回收模式，多方协作回收的总成本节约量可达37.02%左右，各企业分摊成本降低了30%~40%；相较单独回收，协作回收模式下回收率可提高20%以上，而相比传统回收，协作回收模式下回收率提升量甚至可达60%以上，验证了多方协作回收可以实现降本增效，为实际协作回收提供了决策依据。此外，顾客分布越均匀，协作成本节约量越大，越有必要采取多方协作回收模式，并且无论顾客分布均匀与否、顾客需求高低，充分考虑时间窗需求均会提升顾客回收意愿。

为了让消费者有更好的购物体验，越来越多的零售商在已有的线下和线上渠道基础上，开通BOPS（buy-online-and-pickup-in-store）的全渠道。基于此，本文在零售商采用全渠道策略的背景下，构建电商平台在BOPS和线上渠道投放优惠券前后的决策模型，探讨平台企业在BOPS和线上渠道的优惠券投放策略，以及投放优惠券对零售商和消费者的影响。研究发现：电商平台在搜索成本较小或适中时，才会选择向消费者投放面值较小的优惠券。此外，平台发放优惠券并不总是有利于零售商和消费者——当且仅当消费者对BOPS和线上渠道偏好程度和搜索成本都不太高时，平台发放优惠券才能增加零售商的利润；且在搜索成本适中或较大时，平台投放优惠券才能增加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对BOPS和线上渠道偏好程度较低且搜索成本适中，平台投放优惠券可实现自身、零售商和消费者的“三赢”。通过数值算例分析额外成本较大情形可知，仅消费者对BOPS和线上渠道偏好程度较高时，平台才可能选择投放优惠券。

在碳限额与碳交易机制下，针对资金充足供应商和资金约束且产出不确定的制造商构成的二级供应链，研究了贸易信贷与银行信贷下考虑供应商与制造商的双向公平关切的供应链减排与融资策略。通过构建Stackelberg博弈模型，得到了减排与定价的均衡决策以及融资策略，分析了公平关切及产出不确定等对供应链均衡决策、成员利润与系统利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当贸易信贷的利率不小于银行信贷利率时，制造商应选择贸易信贷融资，而当银行信贷利率大于贸易信贷利率时，制造商的融资策略与制造商的初始资金有关。（2）碳减排量、订购量、供应商利润以及供应链系统利润都与制造商和供应商公平关切系数负相关；批发价与供应商公平关切正相关，而与制造商公平关切负相关，制造商利润与自身公平关切系数正相关，与供应商公平关切系数负相关。（3）产出不确定对碳减排、订货量及供应链系统利润与成员利润产生消极影响，不影响供应商批发价；低碳偏好与制造商订购量、碳减排量、供应链系统利润和成员利润正相关，不影响供应商批发价；碳交易价格与供应商批发价负相关，其对制造商最优决策、供应链系统利润和成员利润的影响与其取值范围有关。最后，利用算例分析验证了理论结果。

共享经济环境下，项目资源的配置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承包商安排企业内部资源变成了平台企业匹配加盟企业与项目需求。本文基于这一现实背景，研究了共享经济环境下的多项目资源约束Max-NPV调度优化问题。首先，对研究问题进行界定，在抽象共享经济本质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其非线性整数规划优化模型；其次，针对问题的NP-hard属性，设计了问题求解的模拟退火启发式算法，据此获得多项目满意进度计划以及相应的加盟企业匹配方案；最后，用一个算例对研究进行了说明，并对关键参数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多项目的净现值随加盟企业数量、项目截止日期和支付比例的变大而上升，随着折现率的提高而下降；项目截止日期和加盟企业数量对净现值的影响具有边际收益递减效应，而且这两个参数中一个增加时，净现值对另一个的敏感性降低。本文的研究可以为共享经济环境下多项目进度计划的安排，以及加盟企业资源的调配提供定量化决策支持。

针对由一个互联网媒体平台和一个广告代理商组成的二级网络营销服务链，其中媒体平台通过广告代理商销售广告资源，广告代理商在销售广告资源的同时还提供营销服务。本文考虑广告资源和营销服务的互补性，利用博弈模型比较两种权力结构（媒体平台领导和广告代理商领导）与两种合作模式（溢价模式和返点模式）下的企业行为，考察了服务链合作模式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合作模式的选择依赖于服务链的权力结构、返点比例及广告资源和营销服务的互补程度。媒体平台（广告代理商）领导下，当返点比例较高，或返点比例较低但互补程度较高时，媒体平台（广告代理商）会选择溢价（返点）模式，否则选择返点（溢价）模式对媒体平台（广告代理商）更有利。但无论权力结构如何，服务链整体利润总是在返点模式下更高。此外，权力结构对服务链成员的利润有显著影响，同一合作模式下，媒体和代理商均在自身处于领导地位时获得的利润更高。

碳定价是我国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措施之一。然而，我国包括电力、天然气和成品油在内的能源价格仍受政府管制，这可能会影响碳定价政策的成本效益。为此，本研究将我国当前的能源定价机制引入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系统性探讨和分析了多种能源价格有序放开对我国碳边际减排成本（MAC）的综合影响。在此基础上，评估了不同情景下实现我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碳中和阶段性目标的总减排成本及成本节约效应。结果表明：①我国MAC对成品油价格放开最为敏感，无论是在改革初期阶段放开非重点用油部门的成品油价格，还是在深化阶段放开重点用油部门的成品油价格，均会使我国MAC下降较为明显，同时实现既定减排目标的成本节约效应也最为显著；②放开居民和农业用电价格，也会使我国MAC和总减排成本一定程度下降；③我国MAC对放开非居民或居民天然气价格不太敏感，但也会使我国MAC和减排成本轻微下降。结合我国当前主流碳交易政策，给出如下建议：首先，我国能源市场价格改革的路线图总体是优先放开非居民用气价格和非重点用油部门的成品油价格。若率先放开部分成品油价格，可较明显地调小碳市场总配额；若率先放开非居民用气价格，则无需对相应减排政策进行调整。其次，从长远看，能源市场价格改革将最终放开所有部门的电力、天然气和成品油价格。此时，若率先放开所有成品油价格管制，则可较为明显地调小碳市场总配额。若率先放开所有电力或天然气价格管制，则可适度调小碳市场总配额。另外，从行业角度，炼油行业宜考虑较为明显地降低炼油能力或转型升级，电力或天然气行业宜适度控制新增装机规模或适度降低产能。

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是当今世界能源与环境管理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为了缓解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问题以实现“双碳”目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已刻不容缓。然而，可再生能源的某些特性（如不确定性和高成本）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许多国家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以进一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数据驱动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分配方法，以实现可再生能源消耗总目标。具体地，首先，利用各地区电力行业的历史生产数据构建其生产可能集，以显示不同可再生能源配额下生产的变化。然后，根据每个地区电力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提出了一种以最大化总发电量为目标的区域电力行业间可再生能源配额分配模型，确保最大化总发电量的同时，尽可能地最小化碳排放。最后，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相关管理政策建议。

员工离职是当今组织中的重要问题。通过大数据对员工离职进行事前预测，能够为企业用人、留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从而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前瞻性与智慧性。现有员工离职预测模型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业务驱动性不足，表现在其只能向人力资源管理者回答某位员工是否具有离职倾向，而无法进一步指示出其将为何离职，以及该如何针对性挽留。因此，针对这一问题，本研究依照数据准备、信息浓缩、模型构建与模型应用的全流程数据分析与应用脉络，集成PCA（主成分分析法）、CLARA（大规模数据聚类技术）、CART（分类与回归树算法），构建基于画像的员工离职预测模型，简称PCC（PCA-CLARA-CART）模型。最后，采用Kaggle数据分析平台上某包含14999个样本点的开源员工离职数据集对PCC模型开展实验研究，实验结果包括：（1）实验挖掘得到三种离职员工画像，包括职业倦怠型、追求成就型与劳累失望型；（2）采用多种指标对模型整体及分部标签的预测性能进行评估，结果为模型整体Accuracy达到0.913，Kappa系数达到0.8以上，各标签Balanced Accuracy达到0.92以上；（3）根据三种离职画像，提出针对性员工保留策略设计建议。理论分析与实验研究表明，本模型能够为员工离职预测、离职员工画像描摹与精准性员工保留策略设计提供理论参考，能够用于员工个体离职倾向预测与员工全体离职分布监测，可以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为企业员工保留和人才储备决策提供数据支持，是一套有可行效的人力资源智慧管理系统。

高质量科学研究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石，而高校重项目、唯论文、考核频繁、竞争激烈等问题，导致了教师倾向于短周期低质量科研的现象。基于教师科学研究过程，构建了包含教师科研考评奖惩及专利审查的两阶段博弈模型，以提升科研质量为导向，探究了最优考评奖惩机制与专利审查机制设计，并剖析了教师科研质量努力水平的影响机理，分析了不同考评奖惩方案的适用条件。主要研究结论：1）教师获得的专利转化收益若能足够多于专利转化过程中花费的成本，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TTO）则无需再开展专利审查工作；2）对于专利转化收益低或转化成功率低的科研项目，可能存在教师只为获得专利奖励而申请，高校TTO需合理制定专利奖励和审查机制；3）在专利转化高收益背景下，最优的教师科研考评周期是科研周期末，提升考核奖励、教师科研成果获得的学术价值均能够有效提升教师的最优科研质量努力水平；4）专利转化收益中教师所得比例高的政策下，以及更重视体现教师或科研团队价值的学术环境，宽松的考评奖惩方案更具有适用性。最后，以某教授团队科研活动为背景，运用MatlabR2020a软件进行数值分析，并根据研究结论为科研质量管理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

本文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企业风险水平影响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的理论模型，揭示了企业风险水平与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战略资产、制度质量等因素对企业OFDI决策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匹配中国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与A股上市企业数据构建企业微观数据集，并运用条件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风险水平与东道国进入门槛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企业的OFDI决策，东道国市场环境的恶化会提高进入门槛，削弱企业投资倾向，但企业的低风险水平能够提高其投资概率。我国企业总体倾向于投资市场规模较大、自然资源丰裕、地理距离较近、进入便利度及制度质量较高的东道国。较低的企业风险水平弱化了市场规模、地理距离、制度质量等东道国因素对区位选择决策的消极影响，但强化了东道国进入便利度的影响；而高风险水平则强化了除进入便利度外的东道国因素的消极影响，使得企业更加倾向于进入门槛较低的国家。